谁是赢家：20 世纪美国与俄罗斯再较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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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没有终结，俄美对抗的历史也不会终结。
2017 年1 月20 日，共和党人特朗普如愿以偿登上了第45 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他似乎在瞬间完成了从“房地产巨头”到“美国第一人”的角色转换。2018 年5 月6 日，普京将完成第三个俄罗斯联邦总统任期，对于他是否谋求连任的问题，普京“拈花不语”，世间众说纷纭。但是，这两个大国当家人的个人命运似乎已不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一上一下是否能引发美俄关系的再度亲近或滑向深渊。
其实，美国与俄罗斯的国家关系在冷战结束之后，始终处在时睛时阴、忽明忽暗的诡秘轨迹之中。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
美国，俄国，如果将其国名按照英文字母的排序，Ａ（American） 和Ｒ（Russian）分别是英文的第一与第十八个字母，如果按照俄文字母的排序，А（Американ）和Р（Россия）分别是俄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实可谓相距遥远。
但是自20 世纪初，历史这双“看不见的手”却多次将两者拉在一起，让它们并肩而立，角逐世界。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与俄国，美国与苏联，美国与俄罗斯，既曾互视为敌手，也曾是战时盟友，还曾是冷战后的对手；两者曾共同拉开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大幕，成为世界上两个最令人瞩目的超级大国；两者亦曾试图共掌天下，平分秋色，终因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越发分离；20 世纪70 年代，两者在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曾势均力敌，难分伯仲，然而自80 年代开始，苏联每况愈下，并最终在90 年代轰然解体，绝尘而去，而美国则乘胜追击并一支独大，踌躇满志。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俄美对抗的历史也不会终结。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北约东扩”“欧盟东扩”“颜色革命”“能源战争”“货币战争”，以及无数个制裁和反制裁，俄美矛盾从后台走到前台，俄美冲突从偶见转为常态，尤其是在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危机”的促使下，俄美间的公开对抗达到了白热化状态，似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175 年前的预言真的一语成谶：“两者出发点不同，道路各异，尽管如此，看来它们都在上帝的意志的驱使下，为今后有朝一日能够掌握半个世界的命运而奔命。”
苏联冷战宣传漫画：华盛顿的“和平鸽”
1991 年12 月26 日，苏联正式解体后，俄罗斯开始独撑家门。从叶利钦时代（1991—1999 年）到普京时代（2000—2008 年）、梅普共治时代（2008—2012 年）、普京新时代（2012 年至今），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发展过程，可谓大起大落，苦乐咸集。20 世纪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2 年年初至1993 年年初。这一阶段俄美关系基本上可以称为“不平等的关系”，即俄罗斯在外交上采取向美国“一边倒” 的政策。
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经济改革的屡屡败绩不仅已使广大民众失望，而且经济水平的持续下滑也使社会积怨颇深。因此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后，经济复兴是它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中最为紧迫的一个。俄罗斯领导人和政府一方面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在国内按照西方人设计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休克疗法”，试图在短期内建立起能与西方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急于摆脱苏联与西方长期对抗的阴影，加入欧洲委员会和北约组织，期望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从西方和美国获得巨额援助以刺激俄罗斯经济的复兴。1992 年1 月，叶利钦出访美国，这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出访西方的第一个国家。叶利钦与布什总统发表了戴维营声明， 宣布俄美不再把对方视为潜在的敌人，双方将是友谊和伙伴关系。叶利钦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打算改变我们的军事信条……不再把美国看成潜在的敌人，我们洲际导弹不再瞄准美国的任何目标。”俄罗斯与美国政府将两国首脑的这次会晤视为俄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认为从此俄美由“冷战对手”变为“友谊和伙伴关系”。两国的新闻媒介也齐声鼓噪，声称此次会晤体现了新的“戴维营精神”。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6 月5 日接受法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希望西方国家把俄罗斯“看成自己的伙伴和天然盟友”。俄罗斯代总理盖达尔在7 月的国家杜马的发言中认为，俄美关系将“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美国方面对俄美关系的发展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俄美首脑华盛顿会晤后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美国与俄罗斯能走向建立持久友谊、伙伴关系，甚至联盟的道路”。
1991 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俄罗斯呈现极为混乱的政治局面。1993 年9 月28 日，俄罗斯爆发了反对叶利钦政府的群众大游行，并发生了街头骚乱。
随后，俄罗斯在削减核武器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继1991 年美苏签订第一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1993 年1 月，俄罗斯又与美国签订了第二次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罗斯与美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了两国关系的改善，新闻媒介称俄美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时期。在此期间，俄罗斯政府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特别是谴责和制裁波黑塞族（塞尔维亚族）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1992 年5 月，俄罗斯在联合国投票赞同对南斯拉夫联盟实行经济制裁的757 号决议。
第二阶段时间为1993 年年初至1999 年年底，该阶段是俄罗斯试图谋求与美国平等合作的时期，其间俄美之间的摩擦已现端倪。
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因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蜜月” 期也是短暂的。俄罗斯领导人和政府曾对西方经济援助寄予厚望，也对白宫的新主人──克林顿进一步改善俄美关系寄予厚望。然而叶利钦和俄罗斯政府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非真正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复兴，而是不希望俄罗斯强大，美国仍然将俄罗斯作为潜在的对手。美国的经济援助不仅往往附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条件，而且基本上是口惠实不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支持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改革， 曾许诺1992 年提供240 亿美元，但到1993 年年初，真正到位的援助只有120 亿美元，这对于解决“休克疗法”造成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美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不断将俄罗斯排除在外或将其置于从属地位。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认为“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真正关心俄罗斯的复兴”。1993 年的东京七国首脑会议上， 叶利钦直言：感觉自己扮演了一个“乞丐” 的角色。
1992 年后，俄罗斯经济状态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国际地位的不断下降，激化了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昔日的超级大国变成了西方的乞求者的现实，使广大俄罗斯人感到屈辱。俄罗斯杜马主席团在1993 年3 月31 日的《告俄罗斯公民书》中宣称：“俄罗斯正在变成一个落后的、人民受到侮辱和遭到掠夺的、依赖他人的国家。” 特别是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民主党在1993 年12 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一时间舆论哗然，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为之震惊。这一现象最直接地反映了俄罗斯国内社会各阶层中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
俄罗斯国家杜马大楼
面对俄罗斯国际地位衰微的现实以及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压力，俄罗斯领导人和政府部分地抛弃了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幻想，开始调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1993 年4 月，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基本构想”，宣布“在可预见的将来，同美国的关系仍将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但“构想”也指出“当然也有遏制性因素──美国社会里存在相当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对俄罗斯一贯持怀疑态度”，同时强调“坚决反对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可能重新出现的帝国表现，反对企图把美国变成‘唯一超级大国’的路线。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中不存在对抗及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但是双方从国家长期利益的一致性出发和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可能出现的分歧就不会导致对抗”。
从1993 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力图摆脱过去对西方国家和美国亦步亦趋的不光彩形象，力图重返国际政治舞台。它首先从地区性的国际事务入手，积极地、有步骤地介入一些重大事务，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93 年年初，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对伊拉克实施惩罚性空袭问题投了反对票，俄罗斯还以国内经济状况不佳为由拒绝为联合国派驻塞浦路斯的维和部队分担经费，同时也对美国在联合国提议的对利比亚实施新的经济和政治制裁表示异议。在波黑问题上，俄罗斯一改往日对西方国家唯唯诺诺的做法，力图发挥主导作用。1993 年5 月下旬， 波黑塞族全民公决拒绝万斯—欧文和平计划1， 使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手足无措之中，波黑危机再起。俄罗斯出面调解，以科济列夫为首，在与美、英、法、西四国外长磋商后，提出一项五国“联合行动计划”，主张在波黑设立“安全区”。从而显示了俄罗斯在波黑问题中的特殊作用。
俄罗斯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的基础逐渐缩小， 而与美国的摩擦和矛盾逐渐加剧。英国《卫报》驻俄罗斯资深记者马丁·沃尔克撰文说：“苏联尔后是俄罗斯缓慢地、时断时续地，但总的来说是屈从地试图将濒于崩溃的中央集权式的经济，改造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强加的那种自由市场，以此作为获得西方大量经济援助的代价。而且， 当美国入侵巴拿马时，苏联尔后是俄罗斯的外交官保持缄默；他们支持联合国同伊拉克开战，他们甚至还压抑自己亲斯拉夫的本性，同意对塞尔维亚进行制裁。由于放弃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原则，俄罗斯成为乔治·布什的宠物长毛狗，在俄罗斯选举之后，那个献殷勤的爱畜最终消失了。……在联合国和在外交政策上俄罗斯主动合作的时期业已告终。”
被安理会划定为“安全区”的波黑东部斯雷布雷尼察市
1994 年年初，俄罗斯政府检讨了过去的外交政策。俄罗斯总统外交顾问、俄罗斯科学院欧洲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说： “在俄罗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初，外交政策是‘俄罗斯喜欢对我们的西方新朋友点头称是，甚至在西方还未要我们点头时就说同意’。”俄罗斯副外长丘尔金也认为：“我们过去的外交方针是：如果我们不喜欢什么东西，我们不马上说‘不’，而是去尝试与伙伴寻找共同语言。”因此，俄罗斯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对外关系的基础。叶利钦在1994 年2 月向国家杜马提交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强调“重振伟大的俄罗斯，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国家”。他说：“当需要保护俄罗斯民族利益时，俄有权采取猛烈行动。我们的对外政策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1994 年我们应该修正单方面让步的错误政策。”
1994 年1月，叶利钦和克林顿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在随后签署的《莫斯科宣言》中强调，俄美关系已经进入了建立在平等互利和相互承认民族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美国《商业周刊》（1994 年1 月10 日）认为克林顿与叶利钦的会晤“已经变成了不知深浅就往下跳的一个危险动作了”。随后叶利钦在5 月举行的那不勒斯七国首脑会议上，特别声称自己是作为世界上第八强国代表到会的，叶利钦试图改变“西方俱乐部”的内部结构，改变“七加一”的特殊组成，将俄罗斯名正言顺地纳入世界八大强国之列。在俄罗斯的调停下，伊拉克于11 月承认科威特，从而充分发挥了俄罗斯在解决国际重大事务方面不可缺少的作用。12 月，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制裁克拉伊纳塞族时，俄行使了否决权，第一次在波黑问题上采取了与西方对立的立场。
1994 年年底“车臣事件”爆发，素来自命为世界“人权保护者” 的美国政府严厉谴责了俄国军队“违反人权”的行为，甚至大造叶利钦即将下台的舆论，秘密研究谁能接替叶利钦。1995 年1 月27 日，美国总统在国务院接见了车臣“外交部长”沙姆斯丁·优素福，俄罗斯政府为此向美国外交部提出了强烈抗议。上述种种冲突足以使俄美关系雪上加霜。
1994 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
1995 年以来，俄罗斯进一步强化大国外交意识，加速发展全方位外交，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曾与苏联拥有传统关系国家的外交关系。1995 年2 月，叶利钦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强调，未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连贯性、坚定性和灵活性、实用性相结合”，俄罗斯不打算同“任何国际力量中心对抗”，但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小视俄罗斯的地位和作用。伴随俄罗斯大国外交攻势的加强，它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更是日渐紧张， 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一度形成激烈冲突与对抗的局面。俄罗斯政府强烈要求修改1990 年11月华约与北约签署的《削减欧洲常规武器条约》，力图加强俄罗斯南部的军事力量配置，并且拖延批准俄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一阶段俄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反对北约东扩和武力制裁波黑塞族问题上。
未完待续
原文来自《中国国家历史·拾》（东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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